近读宋史，王安石变法，王安石把加薪作为治腐的重要手段，推行“益俸制”和“职田制”，京官除了数倍于前朝的“正俸”外，还有用来做春冬服的绫罗绸缎、供养仆人的衣粮、茶酒厨料、炭、盐等，而外官除了薪水外，还有数倍于薪水的各种补贴以及职田。这些都是为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，让其全心全意为朝廷做事。然而，高薪并未养廉。宋朝的官员大都“文官爱钱，武官怕死”。宋朝官场以“不贪为怪”，有的利用职权普遍经商，强买强卖，偷税漏税；有的买官卖官，种种贪腐行为令人触目惊心。

而再读明史，明朝的那些事儿，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铁腕治贪，亲自主持制定了《大明律》《明大诰》等，其严刑包括令人胆寒的凌迟、枭首、剥皮、抽肠、阉割、挑筋等，并发动群众反贪，地方民众可绑贪官恶吏进京，若谁敢阻挡，诛灭全族。如此严刑峻法虽有一定成效，但贪腐官员仍“前腐后继”。

为什么高薪和严刑仍让贪腐绵延不绝？古代做官的大都是读书人，自小熟读孔孟圣贤书，道德教化不可不深。究其原因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受功名利禄熏陶，读书为做官，做官为发财，为光宗耀祖，“封妻荫子”。如此，当了小吏，可以为子女办事；当了父母官，亲戚跟着沾光；当上府官，子女、亲戚的朋友也会找上门来；而一旦作了尚书，就要为乡党谋利益。这样的人情网，必然造成人情社会，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

事实上，高薪也好，严刑也罢，皆是治腐之标，而非治腐之本。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，仍需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。治腐之本在于：一是制度保证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，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二是干部意识，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剔除封建“官念”，当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，也不是为了博个“封妻荫子”，而是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为社会服务。三是人民意识。只有人民享有参政议政的法律权力，才会让官员自觉接受人民监督。试想，如果群众被官员“管住”了，群众还有勇气、底气对官员“指手划脚”吗？（文/龚大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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